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之转变，官、产、学、研等各方面的呼吁已经很多了。同时，近年来也出了很多政策来为这种转变保驾护航，环境方面的政策有很多，提出了绿色GDP的考核指标。新《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推出，其本意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为中国创造建立劳动力环境的准备。可见、为了中国创造，整个社会为付出了很大的成本。

    如果脱离开中国的内部因素来看，单纯从名词的角度可能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制造来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谁都知道，制造业恰恰是我们通常说的吃力不讨好的活，吃得多（资源消耗大）、产出少（利润低），还脏（破坏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现实地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现，由于有些因素的制约，可能还不得不走制造业为本的道路若干年（至少不会是近5年）。

    影响的因素一，也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中国的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问题。我国通过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将第一产业，农业的从业人员人口从8－9亿降到现在的5－6亿，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制造业消化的，其中不仅提高了我国几亿人口的劳动技能、劳动效率，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使这些人口及其子孙有了机会溶入现代文明。而这个进程现在还在继续，如果没有制造业作为基础，恐怕没有一个产业能够如此有效地吸收如此大量的劳动力，而这部分劳动力恰恰又是我们的比较竞争优势。

    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工业化。其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农民的年产出和一个产业工人的年产出是数量级的差别。所以，政府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农民到工人的转化机制，更早，更快地消化2-3亿农业人口从事第二、三产业。调整好总体的产业配置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土地。土地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要素，在中国，尤其稀缺。翻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我国的土地很不平整，大部分地方不是高山就是沙漠，好不容易有块平整点的地方，又缺水。所以真正可供我们利用的土地并不多。但是偏偏就是那么一点地，要养活我们那么多人。在土地面积及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如何配置好土地资源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普通的制造业由于其进入门槛低，单位面积土地产出高于农业，同时风险的可控程度高于农业（农业几乎是随时都要看天气的情况），成为了我国各个地区经济转型的最先选择。同时，最可贵的一点是，其并不和农业用耕地直接抢资源。

    那以中国创造为战略目标不是更加节省我们的土地资源吗？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通制造业还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的完全发育，且不论创造说需要的研发环境，就是创造所需要的生产和物流环节，还需要等待产业集群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才能为中国创造提供生产的基础。

    所以，虽然中国创造可以使土地更加集约化，但是，在诸多基本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次级选择比最优选择就显得更加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