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年代，人活着似乎比现在轻松。有事干，尽管“按部就班”，费力不费心；有饭吃，尽管粗茶淡饭，思饱不思好；有衣穿，尽管款式色彩单调，不为时尚犯愁。
   如今的市场经济，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新事新词新观念新思想新理念，层出不穷。界内的“创新”与“创业”两个字眼，理论了20多年，实践了20多年，诸如政府该做什么？创业者该怎么做？市场如何发育？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7年前，由财政部出资、科技部管理运作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应运而生。“支持创新，鼓励创业，市场导向，规范管理”已成为获取政府支持的原则。于是每年都有数千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趋之若鹜，于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创新基金”花开华夏。
   存在决定意识。有需就有求。创业者的激情似乎长于创业者的智慧。在有如此需求的年代，何以满足“需求”？
   书中自有颜如玉。创业者大为读书人。尽管创业者的过程为实践，而惯性仍驱使读书人去读书。
   笔者非创业者，但与其却息息相关。于是便对创业的书籍产生了兴趣。曾读美国作家史蒂夫•哈蒙《零重力》，它描述了现代数字通信世界里令人向往的“自在”状态：一种信息交流的自在。就像宇航员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中身体向任何一个方向移动都同样容易那样，在纯数字通信的世界里，人们可以随时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甚至一对空的信息交换。这是一种非常流畅的交换信息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报纸时代和广播以及电视时代都不具备的。
   史蒂夫•哈蒙将报纸时代看作是重重力时代，因为它不仅不能达到交互交流的状态，而且由于纸张、墨水、邮递员、印刷机的存在而显得格外沉重。广播与电视虽然省去了重量，但由于交流是单向的，因此还不能称其为零重力，可称之为“中等重力”。史蒂夫•哈蒙认为，这种信息的零重力状态具有爆炸性的潜在增长价值，因此也是风险资本追逐的对象。因为人们相信，信息交流的完全通畅与风险资本形影相随，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沟通成本的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工作效率与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空间与时间在这种状态下可能被无限地拉近和缩短。当前，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来源于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们甚至有这样的共识：整个90年代，美国维持了10年之久的低通胀与高增长并存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以通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迅猛发展。
   美国从“车库”诞生了“硅谷”，我国的“硅谷”十几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无论是“硅谷”还是创业者环境，仍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个月前，笔者拿到了《国际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研究》（由5个分册共8本构成）书稿，编撰方希望能写个东西。盛情之下，笔者便拎着两大提袋书稿，十数天，往返于寒舍和办公室之间。该书籍没有一个故事，没有一个情节，界外人如果不是做论文，当教科书研读，枯燥乏味不在话下。但界内人却恰恰相反。我以为，从事创业和创新事业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中介机构等，对了解和认识以及实践创新创业将会有所收获。《国际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研究》在《政策述评》中精心选择了政府间组织（如OECD、美国全国州长联合会等）的经典研究报告，并且加入了政策实际操作者对我国相应政策框架的反思以及设想。除《政策述评》之外，《直接资助》、《间接资助》、《协同创新》和《体系建设》4个分册精心编排了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以及创新能力提升较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经典政策资料。
   在我国高举自主创新的旗帜下，《国际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研究》的编撰恰逢其时。编撰者思考和表述上述的理念，即我国创新政策的研究直接跨跃到探究政府如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层面上来。《国际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研究》重视海外经验的整体性、操作性，按照“背景与立足点”、“组织和管理机构”、“资金筹措方式”、“操作流程”、“计划调整过程”、“绩效评价”等统一模式，详尽介绍了各个国家（地区）实施的同类科技政策与计划，甚至把涉及到的申报、审批表格也一并附上，不仅可以从细节中品味政策的精要和灵魂，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有对比性、系统性的宝贵参考资料。
   《零重力》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想告诉那些有志于创业的人们：如果你有一番雄心壮志，如果你想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战场上一展身手，如果你有这些梦想，如何让你的梦想成为现实。
   笔者理解，全书中《政策述评》一书应该是贯穿了编撰者的主旨意图。宏观经济发展中自主创新的主体部分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则表现为技术应用于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应用技术开发到商品化的过程（D&C）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环节。因此，D&C则是实现公共财政投入良性循环的关键，公共财政之所以能实现投入的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技术开发应用的商品化过程所创造的税收和利润，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再投入过程给予创新行为进一步的支撑。这就是在这样一个思维架构中，如何构建“育苗”与“造林”的工程。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主任梁桂，近年来一直在为构建“育苗”与“造林”工程鼓与呼，一直在思考并实践着“育苗”与“造林”工程。他所撰《育苗造林，创新强国———对研究制定我国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的思考》一文，跳出了科技体制的范畴，尤其是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管理的思考与实践，跳出了单一科技项目管理的范畴，对我国自主创新的现实政策做了深入反思。他认为，多年来，我国对技术的简单引进，片面理解“抓大放小”，漠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根源性问题；我国虽然也先后设立了高新区、孵化器、创新基金等扶持工具，但政策缺乏体系，手段单一，组织形式过于“行政化”，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不足，无法发挥“功能”性政策作用，这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最大挑战；另外，目前科技产业化政策只资助技术和单个项目，不重视技术企业的抚育，只看到单一的企业，却长期忽视创新集群、创新网络以及创新技术平台、信息平台的建设，直接造成了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梁桂提出的“育苗”与“造林”工程构想与实践，体现在以下方面。
   他认为：“育苗”是培育更多的技术种子企业，从而实现技术由实验室、高校、研究机构、国内外母体企业的第一次转移。其实，梁桂的“育苗”工程就是要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方式，改造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火炬项目等计划的资助方式，使资金尽量前移到需要资助的企业起步和刚成立阶段。在近两年的实践中，小额资助和今年的创业项目已经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和投融资者的关注与响应。在早期阶段，充分利用孵化器、商业天使，向处于这一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场地、资金、管理、技能培训等服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由于目前国内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不高，银行承担风险能力较差，“育苗”还将延续到企业的高成长阶段，因此，要通过引导创业投资与政策性金融相互配合，构建“成长路线图”体系，直到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绿色通道”成为上市公司。
   所谓“造林”工程则侧重于培育创新网络和创新集群，参照类似欧盟创新驿站（IRC）的技术信息供需机制，建立国家科研项目、国家技术创新源和国内技术企业技术需求的双向平台，并相应建立能“自我实现”（对各方都有利益激励使之能自动按照制度设计去行动）的共享机制，推动技术的无障碍流动。催化技术（包括产学研）联盟、信用联盟等市场化创新组织的形成，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群落的竞争能力，在我国已有的各类特色产业聚集区，繁衍出从知识、原理的研究到产品以自主品牌规模化生产，产生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链条和网络。
   1963年，美国政府颁布“郝罗曼民用工业科技计划（CIT）”，标志着政府开始正式制定科技政策，主动介入以提高企业、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迄今为止，不过短短40年，然而，这一政策被模仿、演化、加强、改进的速度几乎居各类政策之首，并且趋势有增无减。各国（地区）政府在鼓励创新方面的责任不断得以明晰：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逐渐融合为创新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及其创新行为的关注程度空前提升，成为这一政策框架中的核心所在。
   由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组织、实施单位编撰的《国际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研究》，相信不仅会加速我国理论研究向如何提高我国科技产业化效率聚焦，同时也标志着借鉴国际经验，不断精细和完善我国自身相关政策的开始。